太史公自序

本文摘要：朝代：两汉 作者：司马迁 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于是以《易传》，时隔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艺》之际？’”意图斯乎！意图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 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 孔子知言之不必，道之敢也，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被贬天子，弃诸侯，讨伐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
朝代：两汉 作者：司马迁 　　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于是以《易传》，时隔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艺》之际？’”意图斯乎！意图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　　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

孔子知言之不必，道之敢也，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被贬天子，弃诸侯，讨伐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意欲载有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
’夫《春秋》，相去不远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指控，清所谓，以定犹豫不决，善善恶恶，贤贤淑女不肖，安危国，时隔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不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精于逆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精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。

故精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精于风；《艺》艺所以而立，故精于和；《春秋》识所谓，故精于清领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艺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不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给天下大乱反之于是以，什不似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均在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之中，谋害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斡旋不得健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均俱其本已。

故《不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谋害，子弑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幸矣’。

故有国者不可以知道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知道。为人臣者不可以知道《春秋》，死守经事而知道其宜，遭变事而知道其权。为人君父而必经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

为人臣子而必经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罪之名。只不过均以为贤，为之知道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肯言。夫必经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罪，臣不臣则诛杀，父不父则昏庸，子不子则不忠。

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不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

夫礼严禁未然之前，法施早已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不易闻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　　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自性君，下不得举荐，故作《春秋》，耳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

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不具，韦斯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意欲以何明？”　　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不作《不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有之，礼乐不作焉。

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引三代之德，宠周室，非独螫讥讽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得符瑞，封禅，修正朔，不易服色，奉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译出款里斯，找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

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言无法宣尽此意。且士贤能而不必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言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亡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坠下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

余所谓述故事，规整其世传，非所谓不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　　于是论次其文。

七年而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必矣！”弃而浅唯曰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
昔西伯拘羑里，戏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不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流放，著《楚辞》；左丘失聪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道无以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体贤圣苦读之所为不作也。此人均言有所郁结，不得合其道也，故述回忆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起至，自黄帝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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